金桥热点 ? 抛开所有复杂的情绪，以法论法，谈谈贾敬龙！
我们不是神，无法判断正义与否，只能就法论法
贾敬龙的案件近日不断发酵，普通民众对于案件的关注，也许有着对强拆的愤慨或是对基层干部的积怨，这种朴素的情感我无意于妄加评论。
学者教授呼吁“刀下留人”，也许着眼于“少杀、慎杀”的死刑政策，乃至更长远的司法审慎大局，这种忧国忧民的奔走我心存敬重。
但作为一名普通的办案律师，我更倾向于当一名法律技术工，追求一百分的专业，一百一十分的责任感，激情和感性留下十分做点缀，不至于太冷酷无情就好。所以，我并不是太热衷于慷慨激昂地讨论热点。
对于热点案件来说，似是而非的法律意见，可能比普通民众的朴素情感要可怕得多。看似有理，未经深究，却通过互联网、微信群、朋友圈以惊人的速度传播、扩散，让民众对所谓法律不公更确之凿凿，对司法进步更充满怀疑，让所谓舆论监督演变为舆论干涉，否则就是罔顾民意。
长此以往，可能就会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，只要能够左右舆论，就有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。那么，我们所追寻的法治之路何在呢？所以，我个人并不认可。
最近有法律界人士提出来的贾案属于“激情杀人”和“其自首应被认定”的这两说。理不辩不明，冒着被业界大咖拍扁的风险，我还是想发表一下自己对这两点的浅见。
“激情杀人”这几年经常会被拿出来作为争取罪轻的辩护意见，甚至是在一些手段较为残忍的案件中，比如武汉工程大学硕士刘锐案。
但是否属于“激情杀人”，并不是指嫌疑人在进行杀害行为时是否情绪激动，而是在法律上首先应该被认定为“没有预谋”。
如果贾当年是在拆迁现场，随着激烈的言辞或肢体冲突，抓起旁边的工具就动了手，主张“激情杀人”尚算合理。但2013年拆迁，2015年杀人，期间购买并改装射钉枪，公开场合下对准被害人头部射杀，得手后立即驾车离开现场，这让法官如何判定属于“没有预谋”？
而一些法律界人士主张的“确有投案自首的相关表现”，依据是贾曾经编辑过短信称作案后要投案自首，但“未曾发送”。
自首是法定的量刑情节，刑法中对自首的认定非常明确，一是犯罪以后主动投案，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。贾是在驾车离开作案现场时，被追击的死者家属撞停后抓获的，没有发送短信，没有拨打报警电话，没有其他显示出有主动投案的情节，更不符合法律上关于“特殊自首”的认定，也就是被抓获后主动交代没有被司法机关掌握的其他罪行。
所以“确有”二字从何而来，就是没有发出的短信吗？
我们也愿意相信，贾在编辑短信的当时，心里的想法确实是在犯案后立即主动投案。然而“想”和“做”，在法律上绝对是两回事。
有多少隐匿多年的逃犯，在被抓获时诉说自己一直寝食难安，无数次徘徊在派出所门口想要自首，甚至一只脚都踏了进去却又因为下不了最后的决心扭头走开，虽然唏嘘，但大部分人也明白，法律不可能把这种“徘徊”就认定为自首。
人的心理活动之复杂，变化之频繁，完全超出了法律调整的范围。法律不可能去监控每个人的内心活动，所以只能以外在表现也就是实际作出的行为作为依据，来定罪量刑。
那么，该怎么判？是有预谋还是激情杀人？属不属于自首？这应当结合明明白白客观发生的事实，根据具体的法条以及过往的司法判例作出认定。
不要把民间对于强拆或是其他与基层干部相关的敌对情绪，放入到对审判结果是否公正的考量中来。更不要因为这是一起也许由公权力失语而导致的私力复仇，就认定具备法律上的“情有可原”。
故意杀人案件中的私力复仇不在少数，如果因为有一定的前因，制造犯罪工具、在大庭广众下杀人后逃跑，就可以直接被认定为罪不至死，这样的社会，又有什么法治可言呢？
法律的一视同仁，不只要把王子拉下来与民同罪，对于所谓的弱势群体，也不能把居高临下的同情，或是感同身受的愤慨，作为支配自我的情绪，从而来判断一个案件是否得到了公正的审判。
慎用少用死刑是绝对的趋势，但肯定要有长期系统的铺排，具体实施标准绝不能随机，否则伤害到的不只是一种叫做“杀人偿命”的朴素情感。
拆迁、冲突、复仇，整个案件之复杂，可能亲历其中之人，也未必能详述全貌。该杀或不该杀这种关乎生命去留的话题，也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轻易妄言。
就法论法，也许看起来过于理性，难免透出点薄情。但作为基层法律工作者，与其在热点中慷慨激昂，我更愿意抱着自己的理性，从法条着眼，让每一个关心事件的人，能够看出其中的法治精神。
我们的法律毕竟无法完美，执行法律的过程中也难免显现各种人性之恶，但怀疑、谩骂、抗拒，绝不应是我们跟法律共处的方式。与法同行，与君共勉。
